大国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持久较量，而地理环境是承载这一切的永恒舞台。中国独具的海陆复合型禀赋，经过历史积淀与理论验证，如今正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这一优势赋予中国的，是捍卫正当发展权利、营造更有利外部环境的战略纵深与韧性。
重庆—布达佩斯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
海军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国的兴衰更迭始终与地理环境紧密交织，地理既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物理舞台，更是塑造其命运的战略底色。从罗马帝国依托地中海构建贸易军事闭环，到大英帝国凭借英吉利海峡屏障与海军优势建立全球殖民体系，再到二战后美国以两洋拱卫的安全优势和强大海上力量掌控全球海上通道，确立霸权地位。历史一再证明，洞悉并善用地理是大国崛起的核心密码。
21世纪，大国战略博弈远超贸易与科技范畴，是一场关于地缘格局主导权的更深层次较量。中国作为复兴中的海陆复合型大国，其广袤的战略纵深、衔接东西的枢纽位置，以及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的合作网络，正转化为一种深沉而坚实的地理自信。这种自信，并非狭隘的民族自诩，而是源于对地缘规律的理性洞察、对自身地理条件的清醒认知，以及对历史潮流的深刻把握。它让中国明晰自身在地缘棋盘上的位置与潜力，坚信能凭此优势在复杂国际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化解外部压力，最终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地理自信的理论根基：经典地缘理论的当代印证与超越
地缘政治学，作为研究地理环境与政治行为相互作用的学科，为我们解读中国的地理条件及其全球战略价值提供了理论框架。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到卡普兰对“亚洲世纪”的前瞻，经典理论的当代演进，印证着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大国所拥有的独特地缘潜力。这种理论上的支撑，构成中国地理自信的智识基石。
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与中国的枢纽地位
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首次提出“心脏地带”（Heartland）理论，将欧亚非大陆称为“世界岛”，并断言这是全球政治力量的核心舞台。在其著名的三段论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麦金德揭示了内陆权力的终极逻辑。他所定义的心脏地带，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至中西伯利亚高原，这片广袤的内陆区域资源丰富且难以被海洋力量所渗透，被认为是陆权国家的天然堡垒。
在麦金德的这一宏大地缘图景中，中国的定位至关重要且无比独特。它并非处于心脏地带的核心，而是位于其东部前沿，恰好处在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Rim land，即受海洋力量影响的沿海区域）的交汇点上。这种地理位置赋予中国无与伦比的战略选择权：向西，可通过广袤的中亚直接辐射并影响心脏地带以及整个欧亚大陆；向东，则直面太平洋，成为连接世界岛与外部海洋世界的桥梁。麦金德的理论，本质上预言了任何能够有效整合欧亚非大陆内部力量的实体，将获得足以抗衡乃至压倒任何边缘岛屿国家（如英国、美国）的地缘实力。这一论断，精准地解释了为何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全球战略，其核心始终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主导性力量，无论是冷战时的苏联，还是今日的中国。
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与中国的海陆双重身份
针对麦金德强调陆权至上的“心脏地带”理论，美国战略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在二战期间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又互补的“边缘地带”理论。斯皮克曼认为，真正决定全球权力平衡的关键区域，并非封闭的心脏地带，而是环绕心脏地带、同时面向海洋的边缘地带（大致包括西欧、东亚、南亚等沿海地区）。他提出了一个同样著名的论断：“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世界的命运。”
斯皮克曼的理论为海洋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了遏制陆权国家的战略路线图——即通过控制或影响边缘地带，阻止任何陆权国家向海洋方向突破，并将其封锁在内陆。冷战时期美国的“岛链”战略和联盟体系，正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应用。然而，中国的天然地理属性，使其在边缘地带理论中占据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中国不仅是边缘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体量巨大、同时兼具强大陆权底蕴的边缘地带主体国家。这意味着，中国既拥有边缘地带通常具有的开放性与经济活力（通过海洋与世界连接），同时又具备一般边缘地带国家所缺乏的战略纵深和内陆资源。
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任何试图单纯从海洋方向对中国进行围堵的战略，都面临着先天性的困难。中国可以凭借其庞大的内陆经济体系，承受来自海上的压力，并利用其陆权优势，向西寻求与心脏地带国家（如俄罗斯、中亚各国）的战略协作，从而破解海上的封锁。换言之，中国既是边缘地带博弈的主要参与者，又具备了超越单纯边缘地带国家的战略回旋空间。斯皮克曼所担忧的，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边缘地带力量的出现，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力量。中国的崛起，改变了边缘地带的力量结构，使其从被海洋国家操控的“棋盘”，转变为能够主动塑造地缘格局的“棋手”。
卡普兰“亚洲世纪”与中国的中心地位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权力重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战略学家卡普兰（Robert D.Kaplan，1952—）指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亚洲不仅聚集了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和多个经济增长引擎，更因其地处“世界岛”的东部，控制着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关键海上通道，而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新中心。
在这一“亚洲世纪”的图景中，中国凭借其海陆复合型的体量与位置，无可争议地处于中心地位。从海洋视角看，中国海岸线濒临世界最繁忙的海域，其沿海经济带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从陆地视角看，中国广阔的疆域深入亚洲腹地，与众多国家接壤，拥有无与伦比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这种“陆海双利”的格局使中国能够同时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投射其经济、政治与安全影响力。
卡普兰的判断在现实中得到充分印证。中国已成为几乎所有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通过RCEP等机制深度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云南玉溪为圆心、4000公里为半径的“玉溪圈”，覆盖全球过半人口，直观展现了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人口与经济分布中的天然中心性。
卡普兰的论断，不仅确认了中国的地理中心地位，更预见了其在塑造“亚洲世纪”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地处全球地缘战略枢纽，既是陆权与海权交汇节点，也是连接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的桥梁。这一地理优势，构成了中国地理自信的坚实基础。
地理自信的核心维度：海陆复合型大国的战略禀赋与实践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中国的地理自信，最终要落脚于其独特地理禀赋所转化的现实战略优势。作为全球罕见兼具庞大陆地体量、漫长海岸线、众多邻国与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海陆复合型特征，为其在大国竞争中提供了多维度、可持续的战略韧性。
海权维度：面向太平洋的开放前沿与通道安全
海洋是全球化经济的血脉，也是大国影响力的延伸通道。中国东濒太平洋，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与众多优良港湾，为发展海权、融入并塑造全球海洋秩序提供了先天条件。
经济海权层面，沿海地区是国民经济核心引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群，是全国GDP与对外贸易额重要来源地，更是全球制造、科创与金融服务高地。上海港、深圳港等世界级港口群常年位居全球吞吐量前列，庞大商船队航行于全球航线，保障能源原材料输入与制成品输出，使维护海上通道安全成为核心利益，也赋予中国参与全球海洋经济治理的动力与合法性。
地缘战略层面，中国沿海毗邻多个关键海域与水道。南海作为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全球三分之一海运途经此处，是能源贸易生命线；东海直面第一岛链，是战略力量交汇前沿。为保障利益、突破限制，中国海军已完成从近海防御到具备远洋能力的转型，区域防空、反舰、反潜等体系日趋完善，亚丁湾护航、多国联合军演、西太平洋常态化远海训练等行动，标志着海军正稳步走向深蓝。
不同于历史上海洋霸权的排他性控制，中国海权发展兼具包容性与合作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投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沿线港口，构建互利共赢的港口网络与供应链体系，既保障自身通道安全，又促进当地发展，以经济合作拓展战略空间。
陆权维度：背靠欧亚大陆的战略纵深与资源根基
海洋赋予中国联通世界的活力，广袤陆地则提供稳定与韧性的基石。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域，是中国应对长期战略竞争的可靠保障。
安全层面，广阔陆地形成无可匹敌的战略缓冲。中国陆地东西南北跨度均超5000公里，地形复杂多样，成为国家安全的终极屏障。从抗日战争“以空间换时间”到冷战“三线建设”，战略纵深的价值一再凸显。现代高科技战争中，内陆腹地可分散敌方精确打击效能，保护工业、战略储备与指挥中枢，部署于此的火箭军、空军核心基地及关键科研机构，确保极端情况下国家战争潜力的可持续性。
资源方面，中国是资源大国，已探明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煤炭、稀土等战略资源储量居世界前列，为完整工业体系提供坚实基础。虽然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但庞大国内产能与储备仍是平抑国际市场波动的“压舱石”。更通过“西气东输”“东数西算”等跨区域调配工程，实现资源全国优化配置，将内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整体动能。
地缘视角下，中国与14国陆地接壤，既是外交挑战更是地缘资产。借助现代化交通设施，中国正将地理毗邻转化为经济与战略联通。中欧班列开辟数十条线路通达欧洲上百城，成为欧亚供应链稳定的陆路动脉；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将中国与东南亚紧密相连；与俄罗斯、中亚的油气管道网络构成“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血脉，降低对单一海上通道的依赖。上海合作组织则为这种互联互通提供政治安全合作框架，以中国为枢纽的欧亚陆路网络，正在改变全球地缘经济格局。
系统韧性：陆海联动的动态平衡与“一带一路”的协同效应
中国地理优势的最高体现，并非海权与陆权的简单叠加，而在于二者形成的有机联动与动态平衡，这种系统韧性使其能灵活应对挑战、保持发展主动。
“一带一路”倡议是系统韧性的集中体现与实践载体。它不是两个孤立方向，而是统一的陆海协同互联互通体系。当海洋方向压力增大时，可通过陆地方向强化与中亚、欧洲的陆路联系，依托中欧班列与陆上管道保障贸易和能源安全；当陆地方向出现地缘紧张，海洋方向的多元通道则提供回旋空间。这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格局，让中国在单一方向危机中仍能保持整体稳定。
陆海联动更体现在发展协同中。沿海港口与内陆物流枢纽通过铁水联运衔接，让内陆便捷接入全球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帮助内陆邻国获得出海口，实现自身通道拓展与伙伴国发展需求的双赢。这种基于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使中国地理优势成为可不断做大的正和开放系统。
综上，中国的地理自信源于海陆复合型禀赋构筑的多层次、高韧性体系。既有海洋的开放活力，又有大陆的深厚稳定，更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二者融合。这套体系让中国面对外部挑战时总有多元选择，得以从容参与国际发展进程。
地理优势的转化路径：赢得大国竞争的战略选择
拥有优越地理禀赋仅是起点，将其转化为现实战略优势，需清晰坚定的路径支撑。在全球格局深刻演变背景下，中国需通过系列协同战略举措，将潜在地理优势转化为决胜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以陆制海”：深化欧亚整合，构筑战略基本盘
这是中国地缘战略的基石，核心是推动欧亚大陆经济、安全与基础设施高水平一体化，强化“世界岛”东部枢纽地位，削弱海权大国离岸平衡影响力。基础设施方面，持续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线路、提升效率，加快中国-中亚-西亚等经济走廊建设，完善公路、铁路等立体网络，推动中吉乌铁路等关键项目落地。经贸规则上，依托RCEP深化与东盟、日韩经贸绑定，推进中国-中亚自贸区谈判，推广人民币跨境结算，降低美元体系依赖。安全合作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深化反恐、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合作，构建紧密安全伙伴网络，维护大陆腹地稳定。
“海洋突破”：建设强大海军，维护远洋利益
这是打破封锁、保障发展的必然要求，目标是打造与国力相称、维护海外利益与战略通道安全的全球性海军。装备体系上，持续推进航母打击群建设，发展新一代隐身舰艇、核潜艇及舰载航空兵，强化远海保障力量，形成完整远洋作战能力。关键区域需实现常态化存在，坚决维护东海、南海权益，推动海军编队频繁穿越第一岛链，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常态化训练巡航，突破岛链束缚。海外支点方面，在吉布提保障基地基础上，遵循互利原则，在关键航线节点拓展后勤保障设施，通过反海盗、人道救援提升海军形象与合作深度。
“科技赋能”：开拓新疆域，塑造未来竞争规则
数字时代的地缘竞争已超越传统地理边界，向数字空间、太空、极地等“新疆域”延伸。数字领域需确立、巩固5G/6G、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主导全球数字标准制定，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转化影响力。太空领域要运营好天宫空间站，推进深空探测计划，提升北斗系统全球服务水平，抢占太空发展制高点。极地领域需加强北极科研与外交存在，参与航道治理与资源开发，深化南极科考，确保在这些未来关键领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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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持久较量，而地理环境是承载这一切的永恒舞台。中国独具的海陆复合型禀赋，经过历史积淀与理论验证，如今正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这一优势赋予中国的，是捍卫正当发展权利、营造更有利外部环境的战略纵深与韧性。前路虽充满挑战，但只要中国能深刻认知并善用这一地理优势，将其转化为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自信，保持战略定力与历史耐心，稳步推进“以陆制海”“海洋突破”与“科技赋能”的融合转化，必将能穿越大国竞争的激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并为构建更加多元、平等、合作的世界秩序贡献中国力量与智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地球科学学部主任，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德斌）
本文刊于2025年12月7日文汇报6版文汇理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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