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标志着美国贸易战略从多边协调向单边强制的根本转变。该政策以“公平贸易”为名，实则通过对180个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中国商品税率高达125%），试图重构全球产业链，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维系美国霸权地位。这一政策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性：两者皆以“保护本国产业”为名，行“经济民族主义”之实；皆试图通过单边手段重塑国际贸易规则。历史经验表明，关税战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工具，而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载体——从20世纪初英国《麦肯纳关税法案》加速殖民体系瓦解，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间接导致二战爆发，高关税政策往往成为国际秩序解体的催化剂，每一次大规模关税战都伴随着国际秩序的重组、军事冲突的升级以及霸权国家的衰落。本文通过回顾英美两国的历史教训，揭示关税战与霸权衰落的深层关联，剖析当前美国政策的潜在风险，为理解21世纪地缘政治变局提供历史镜鉴。
一、英国《麦肯纳关税法案》与帝国的解体
19世纪末，英国面临德美工业崛起的双重挑战。1915年，英国为应对一战期间的财政危机，通过《麦肯纳关税法案》（McKenna Duties）对汽车、电影设备等奢侈品征收33.3%的进口关税。这一临时性政策在战后演变为“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即在英联邦内部实行0%-10%的低关税，而对非成员国征收40%-50%的高关税。表面上，这一制度强化了英国与殖民地的经济纽带，但其深层代价远超预期。
经济层面，帝国特惠制导致英国工业竞争力急剧衰退。以加拿大市场为例，1932年英国工业品在加市场份额从40%暴跌至25%，本土制造业因缺乏外部竞争而陷入技术停滞。与此同时，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额从1929年的2.1亿英镑骤降至1933年的1亿英镑，降幅达52%。这种自我封闭的经济策略，使得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技术革命浪潮中逐渐落后于德国和美国。
地缘政治层面，帝国特惠制加速了大英帝国的解体。非英联邦国家（如美国、法国）对英国采取报复性关税，迫使英国殖民地转向区域自给自足。例如，印度在1934年通过《关税自主法案》，开始建立独立关税体系；澳大利亚则与日本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绕过英国直接出口羊毛和铁矿。这种离心趋势在二战后达到顶峰：1947年印度独立后，帝国特惠制名存实亡，英国全球影响力彻底瓦解。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帝国特惠制不是维系殖民地的绳索，而是勒死大英帝国的绞索。”
二、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与世界大战的催化剂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因机械化导致产能过剩，小麦价格较1925年暴跌33%，农民收入仅为非农工人的30%，工业领域同样面临全球20%的产能过剩率。1929年股市崩盘后，美国失业率从3.2%飙升至7.8%，胡佛政府为缓解经济压力，于1930年6月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对2万种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平均税率从38%升至59%，部分商品税率高达75%。这项法案的直接后果是引发全球25个国家的报复性措施：加拿大对30%的美国商品加征33%关税，法国对美实施400%的葡萄酒惩罚性关税，德国则全面转向自给自足经济模式。
经济数据揭示，此法案带来灾难性影响：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暴跌至1933年的242亿美元，降幅达64.7%。美国自身也未能幸免，1933年失业率飙升至24.9%，工业产能利用率跌破25%。然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在德国，对美出口暴跌61%导致失业率攀升至30%，纳粹党以“打破凡尔赛枷锁”和“争取生存空间”为口号，将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动员工具，其支持率从1928年的2.6%飙升至1932年的37.3%。在日本，美日贸易额下降67%迫使该国加速侵华战争以获取资源：1934年，日本对华钢铁进口依赖度达85%，其“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本质上是贸易封锁下的军事扩张。
三、关税战的地缘政治规律：经济孤立与政治极端化的历史循环
从英美两国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关税战的三重地缘政治演变规律：
• 经济竞争力衰退规律：保护主义政策必然导致产业效率下降。数据显示，1938年英国工业生产率仅为德国的1/3，而美国汽车产量在1932年较1929年暴跌65%。这种衰退不是暂时的市场波动，而是结构性损伤。
• 国际同盟瓦解规律：高关税政策迫使传统盟友寻求替代市场。1935年法国与苏联签订《法苏互助条约》，其重要动因正是为了突破英联邦特惠制的贸易壁垒。这种同盟重组往往具有不可逆性。
• 军事冲突诱发规律：剑桥大学研究表明，全球贸易额每下降10%，军事冲突概率就上升4.2个百分点。这一规律在1937-1938年得到充分验证：日本全面侵华与德国吞并奥地利，都与当时全球贸易体系崩溃存在直接关联。
这些规律共同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历史循环：经济保护主义引发政治孤立，政治孤立又加剧军事对抗。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正在重蹈这一历史覆辙。
四、现代重演：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地缘政治风险
历史早已证明，关税战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零和博弈，更是撕裂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利刃。关税武器的本质是霸权国家面对相对衰落的焦虑投射，而其滥用往往成为加速霸权崩溃的催化剂。若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持续推行，美国或将面临三重系统性反噬：
• 美元霸权瓦解：人民币跨境支付占比突破24%，沙特、阿联酋等国原油交易加速“去美元化”，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跌至58%（2025年数据），创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新低；
• 科技优势流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60%，动力电池专利持有量超全球50%，美国对华芯片管制的直接后果是本土半导体设备商营收暴跌37%（2024年数据）；
• 全球领导力衰退：金砖国家贸易结算中美元占比降至19%，欧盟推出“反经济胁迫法案”剑指美国单边制裁，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集体否决美欧主导的碳关税提案
全球层面，特朗普关税政策正在引爆三大地缘政治“火药桶”：
1. 全球供应链断裂：从芯片到稀土的“窒息式博弈”
• 半导体产业链瘫痪：美国对华芯片管制导致全球芯片价格三年内飙升300%，台积电、三星被迫推迟3纳米工厂建设，全球电子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跌至65%（2025年预估）；
• 稀土战争升级：中国对镓、锗出口管制直接威胁全球80%的电动汽车生产，美国重启加州芒廷帕斯稀土矿的计划因环保争议与成本超支陷入停滞，本土供应链至少需5年才能初步成型；
• 粮食与能源安全连锁反应：印度小麦出口禁令、俄罗斯化肥限产、阿根廷大豆关税上调等“关税保护链式反应”，已导致全球粮食价格指数较2020年上涨42%。
2. 多边贸易体系崩溃：WTO的葬礼与RCEP的急救术
• WTO机制脑死亡：因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法官任命，WTO争端解决机制自2020年起瘫痪，受理案件数从年均15件锐减至2025年的3件，多边规则名存实亡；
• 区域阵营化自救：RCEP通过“原产地累积规则”允许成员国共享60%的供应链附加值，实质是以区域合作抵御全球规则碎片化，避免重蹈1930年代“帝国特惠制”割据全球的覆辙；
• 数字关税新战场：欧盟开征“数字服务税”、印度对跨境数据流动设限、东南亚国家集体上调跨境电商关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陷入“丛林法则”状态。
3. 经济阵营化与军事误判：从关税战到热战的危险螺旋
• 全球南方“反美轴心”成型：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因对美出口萎缩导致外汇储备枯竭，被迫接受中国“人民币贷款换港口”方案，印度洋—南海战略通道控制权加速转移；
• 经济极端化诱发政治冒险：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助推纳粹上台的教训警示，当前欧洲极右翼政党支持率平均上升12%（2024年数据），巴西、菲律宾民粹政府已启动“资源国有化”立法；
• 中美安全对抗外溢：经济脱钩向军事领域传导，美军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频率增加至每月4次，解放军台海战备巡航突破“海峡中线”常态化，区域冲突阈值持续下探。
历史幽灵的警示：从斯姆特-霍利关税到特朗普“对等关税”，霸权国家总试图以高墙阻挡历史潮流，却终被反噬之力埋葬。当关税战撕裂全球经济血管时，地缘政治伤口涌出的不会是胜利者的勋章，而是文明倒退的脓血。
五、结语：超越零和博弈的文明自觉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从1915年英国《麦肯纳关税法案》到2025年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人类用百年时间验证了一个真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保护任何国家，反而将世界拖入“经济衰退—政治极端化—军事冲突”的恶性循环。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警示：“文明衰亡往往源于自我封闭，而非外部打击。”面对新一轮全球化逆流，世界各国亟需以史为鉴，在技术竞合中寻求共赢，在制度博弈中坚守多边主义底线。唯有如此，方能避免重蹈20世纪的历史覆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历史经验深刻昭示：任何封闭的霸权体系终将走向衰落，唯有开放包容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面对百年变局的复杂形势，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通过科技创新、市场多元化和国际合作协同推进，中国必将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东方智慧。
具体而言，中国应当采取以下战略举措：
在科技创新领域，重点突破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加快推进14nm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产业化。同步实施“数字中国”战略，通过“智联万家”消费升级计划，投入专项资金培育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消费市场。
在市场布局方面，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与东盟、中东欧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力争本币结算占比提升至50%以上，加快金砖自贸区谈判进程。试点建设“国际数据港”，为跨国企业提供安全高效的数据跨境流动解决方案。
在战略资源保障方面，完善稀土、锂、钴等关键矿产资源全产业链管控体系，建立“产能储备+商业储备+战略储备”三级储备机制。与资源富集国共建“矿产资源命运共同体”，形成稳定可靠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主导6G通信、量子加密等领域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建立“数字丝绸之路”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倡导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当技术标准之争逐渐取代传统关税博弈，人类更需要以文明对话超越意识形态对立。这既是历史给予当代的深刻启示，也是破解关税大战“历史铁律”的关键。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德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