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杜德斌教授受邀为安纳李•萨克森尼安的著作《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的文化和竞争》新版中译本作推荐序。距离该书首次出版至今已有26年，硅谷依然处于世界创新之巅，硅谷依然是众多学者探究的热点。无论是硅谷还是128号公路地区，它们在技术进步、创新网络演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做法或经验，都对我国加快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具有启示意义。书中引用了 “硅谷之父”特曼教授的一句话：一个强大、独立的产业必须开发出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对于依赖于引进智力和二手思想的工业体系来说，永远摆脱不了向霸主称臣的附庸地位，而且注定了其在竞争中永久的劣势地位。这句话对于今天的中国是不是特别具有启示意义？未来的中国科技创新，路在何方？
硅谷，这个世界创新之都，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2003-2004年，我受美国政府资助，作为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研究题目是硅谷区域创新网络。其间，我经常驱车在伯克利、圣何塞、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山景城等城市穿梭，走遍了硅谷的山山水水，访问了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甲骨文等众多科技企业，也数次到斯坦福大学访问学习。回国后，我几乎每隔两年都要回硅谷一次，曾先后走访了雅虎、谷歌、脸书、特斯拉等这些新崛起的公司。2015年，我还专门到波士顿考察，走访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斯大学等高校，并沿着128号公路考察，希望找到波士顿与硅谷这两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共同“密码”。
《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的文化和竞争》（以下简称《区域优势》）一书英文版最早出版于1994年，26年即将过去，硅谷依然处于世界创新之巅。本书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安纳李•萨克森尼安是最早研究硅谷的学者之一，早在1979年她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硕士研究生时，就曾自信地预测，硅谷的繁荣即将停止，理由是那里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自然极限，住房和劳动力成本太昂贵，道路太拥挤，尽管公司总部和研究工作可能会保留下来，但大部分的创新企业将在20世纪80年代转移到其他地方。事实证明，她的预测错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硅谷迎来了历史上最大一波创业浪潮，像硅图、太阳、康诺、赛普拉斯等一大批科技公司都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5年后，《商业周刊》也曾在封面故事中宣布，由于来自日本的竞争，硅谷将同底特律和匹兹堡等东部城市一样陷入衰退。事实证明，《商业周刊》也错了。到80年代后期，硅谷再次繁荣起来。尽管半导体行业失去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但像个人电脑、工作站、磁盘驱动器、软件、生物技术和医疗电子等新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计算机产业取代半导体产业，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新方向。在整个80年代，硅谷的经济不仅急剧多样化，而且在地域上不断扩展，技术活动的空间范围从圣克拉拉县扩展到周边的圣克鲁斯、圣马特奥和阿拉梅达各县。到90年代，这种繁荣景象依然持续，地域范围继续扩大，从多媒体、互联网的应用到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组合等全新的技术和产品不断涌现，网景、思科、雅虎、谷歌等企业的崛起，将人类带进互联网时代。2000年以后，推特、脸书等新生企业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不仅推动了硅谷的持续创新发展，也将人类带进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今，特斯拉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锋，正在推动硅谷向“绿色之谷”转型，可望带来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变革。
从人们的一般常识，到经典的经济理论，都普遍认为硅谷的发展已经达到极限，但硅谷为什么还会继续兴旺繁荣呢？这就是《区域优势》想要回答的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安纳李•萨克森尼安当初预测错了，促使她深入研究硅谷和128号公路，才诞生了本书。）本书的答案是：硅谷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作者认为，硅谷是一个网络系统——一个去中心化的产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是由专业公司组成的网络组织来实现。这些公司彼此之间既激烈竞争，又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合作，同时还与当地机构（如大学）进行广泛合作。她还认为，在这个网络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关系”。这里丰富的社会、技术和生产关系才促进了该地区创业、实验和集体学习。这种基于相互关系的网络系统，就是硅谷的竞争优势，是促使硅谷持续繁荣的“基因”。正是这种基于本地包容性文化的基因，使这里的公司能够超越它的竞争对手，即位于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的竞争对手。相比之下，128号公路是一个由少量大公司主导的集中化的系统，它们抑制了本地其他企业的发展。
中国和美国都是当今世界的科技大国。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美国是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是科技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美国的科技创新实力处于全面领先地位，中国科技飞速发展，是新兴的科技大国，目前正致力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虽然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与美国的差距正迅速缩小，但中国科技实力仍落后于美国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中国存在两大明显短板，一是缺乏世界一流大学，二是缺乏像硅谷这样的区域创新龙头。
正是为了培育和打造区域创新的“引擎”和龙头，中国从2015年开始在全国布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长三角的上海、京津冀的北京以及珠三角地区都被国家寄予厚望，正朝着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迈进，但在此过程中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既需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加速提升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掌控能力，也需要深化实施开放式创新、充分借鉴和吸收硅谷等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成功经验。在此背景下，《区域优势》中译本得以再版，可谓正当其时。无论是硅谷还是128号公路地区，它们在技术进步、创新网络演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做法或经验，都对我国加快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具有启示意义。
本书通过对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发展历史的系统梳理，比较分析了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在产业社区、创新网络以及创新文化基因等方面的异同，深刻揭示了硅谷经久不衰的“创新密码”，那就是根植本地的产业创新网络以及蕴藏在产业创新网络中的独特创新基因。斯坦福等世界一流大学、苹果等创新“引擎”企业，以及政府管理部门，通过与大量风险投资、各种专业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孕育了硅谷独有的产业社群和创新网络。
硅谷的“成功之道”虽有其独特之处而不可复制，但对我国正在建设的全球科创中心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书对硅谷成长为全球科创中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描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全球科创中心的一些共性特点：企业、大学、政府等关键创新主体是全球科创中心形成的核心驱动力，风险投资、专业性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创新要素是全球科创中心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和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则为全球科创中心不断孕育新企业、新技术和新经济提供了雄厚的土壤。
从硅谷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既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持续过程，必须通盘考虑、久久为功；既要充分发挥创新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管理部门、专业技术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也要注重风险资本的可得性、基础设施的通畅性和创新资源的丰裕度；注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氛围，通过培育根植本地的创新网络，引领和支撑全球科创中心发展。
一要加快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本土创新“引擎”企业。只有成长出一批世界级的创新“引擎”企业，一座城市或地区才真正称得上是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因为这里培育出了惠普、英特尔、苹果、谷歌、思科、甲骨文、推特、脸书、特斯拉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企业。因此，中国的科创中心建设，必须着力培育基于本土的科技创新“引擎”企业。正如本书中 “硅谷之父”特曼教授所说的：“一个强大、独立的产业必须开发出自身的科技智力资源。对于依赖于引进智力和二手思想的工业体系来说, 永远摆脱不了向霸主称臣的附庸地位, 而且注定了其在竞争中永久的劣势地位”。当然，“引擎”企业的形成是以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为前提的，像惠普、苹果、谷歌等众多全球性企业最初都是从两三人的车库企业发展起来的。我们需要给小微企业足够的生长空间，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平等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让大量中小企业通过自然生长、残酷竞争、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最终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
二要着力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对城市和区域科技发展具有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创新培育和人才集聚四大功能，被称为科创中心形成之“锚”。硅谷地区集中了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圣荷塞分校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大学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推动硅谷发展的许多新技术最初都是诞生于这些大学。大学为硅谷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人才。例如，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的博士、硕士毕业生，有90%以上都在离学校50千米以内的地区就业。这些大学还将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教师和学子吸引到这里，使硅谷成为全球优秀人才集聚的高地。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集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别达31名和18名之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斯坦福大学师生已累计创办近万家企业，每年产生的收益高达3万亿美元，共创造了500多万个工作岗位。斯坦福大学校友创办的企业一直是硅谷科技产业发展的旗帜。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斯坦福就不会有硅谷。
三是积极培育包容性的创新文化。硅谷持续繁荣的基因根植于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价值观，其核心是激励成功、宽容失败。包容性创新文化的核心体现在以人为本、尊重个性，使知识精英在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中找到发挥才能的舞台。只有包容性的创新文化，才能够持续吸引高素质人才，并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最大限度激发人的激情与活力，为施展才干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大的舞台，从而促进初创公司繁衍和高水平创新成果产生。此外，开放的文化氛围也能为优秀科技人才，提供思想交流、观念碰撞及竞合兼容的环境，促进隐性知识的溢出与新知识、新思想的产生。创新嵌入于特定文化中，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创新的内在力量。如果文化要素无法与其他要素协同发展，就可能成为城市或地区迈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道“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就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文化再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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