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00多年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 1861－1947）警告说：东欧的领土应该划分为三个国家体系，而不是两个国家体系，这样中间的国家体系就能起缓冲作用，恢复欧洲的力量均势。然而，麦金德的主张未能获得实施，德国和俄国先后突破了东欧这一“屏障”。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故事在东欧这块土地上再次发生。随着北约不断东扩，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闪电战”式的特别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则通过经济制裁、舆论压制和军事援助等各项手段快速介入，使这场“闪电战”衍变为持续多日的“持久战”。这场冲突，不由得让人回想起百年前麦金德的那三句著名论断：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
麦金德的理论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在整个20世纪，这块麦金德所称的“心脏地带”（Heartland）几度成为全球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焦点。那么，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我们能否从百年前麦金德的战略思想中窥测清晰？溯古而知今，本文通过回顾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核心要义，分析麦金德思想对俄罗斯和美国这两大“棋手”国家地缘战略的影响，以及作为“棋子”的乌克兰的地缘战略价值，以揭示俄乌冲突的现实本质，从中发现世界大国博弈的时间与空间规律，以助于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在全球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地缘安全风险和挑战。
01 “心脏地带”在哪里？
20世纪初，随着横贯欧亚大陆铁路的出现，麦金德深信，陆地力量将给过去的海洋霸权带来冲击和挑战，海洋贸易帝国的“哥伦布时代”可能结束，20世纪基于陆地、依靠铁路联系在一起的、更具内聚力的帝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将出现。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面临着欧洲大陆上两个新崛起的陆权大国——俄国和德国——的挑战。为警示英国政府，麦金德首次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从全球海陆结构的视角来考察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发现欧亚大陆内陆的大片区域构成了人类战争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心脏地带”，他的这一理论因此被称为“心脏地带”理论，麦金德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地缘政治学之父。那么，“心脏地带”在哪里呢？
“心脏地带”这一概念的雏形最初源自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通过对历史的回溯，麦氏认为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正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Pivot Area），俄国便是雄踞于此的枢纽国家。麦氏特别警告，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特别是与德国的结盟会扭转海权与陆权国家的力量对比。在地理空间上，麦氏并没有明确界定“枢纽地区”的边界，只是笼统地说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和北部，估计约有900万平方英里（约2300万平方公里）。
根据麦金德文章中“力量的自然位置”插图所示，“枢纽地区”的范围大致限定在莫斯科以东、高加索山脉―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萨彦岭―雅布洛诺夫山脉―斯塔诺夫山脉以北的区域，其北界是冰封的北冰洋。“枢纽地区”具有绝对的陆地属性，大致是依照具有内陆性质的江河流域划定的，其内部的河流主要流入北冰洋和内陆咸水湖，是一片广大的海洋力量无法触及、始终被陆地力量控制的区域。
在“枢纽地区”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区，即由海路可以到达的地区，包括面向太平洋的东亚季风区、面向印度洋的南亚季风区、地处五海地区的中东和面向大西洋的欧洲。历史上这些地区曾面临着枢纽地区游牧民族的威胁，铁路的发展和兴盛使边缘地区陷入新的威胁中。
“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后仅过了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在这10年间，枢纽国家俄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地处“欧洲十字路口”的德国迅速崛起，取而代之被麦氏视为英国的主要威胁。战争结束伊始，在1919年巴黎凡尔赛和平会议期间，麦金德将这篇论文扩展成一本叫做《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书。当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鲍曼（Isaiah Bowman, 1878－1950）、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 1850―1934）和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 1863－1932）在内的美国主要地理学家，法国地理学家德马东（Emmanuel de Martonne, 1873－1955）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一些地理学家都被邀请作为和谈代表团顾问，参与重绘战后世界政治地图的工作。遗憾的是，麦金德并没有受到邀请作为英国代表团的顾问参与会议，据说他对此相当失望。因此，他只好把他的思想以书稿的形式递交给和会顾问委员会成员，其用意不言而喻。这本书之所以命名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就是因为麦金德对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在凡尔赛会议上提出的“理想主义”和平议程持怀疑态度。他深信，地理现实将催生新的帝国和新的全球斗争，推迟这一进程最好的地缘政治模板就是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缓冲国。
在这本书中，麦金德将“枢纽地区”改写为“心脏地带”，并对“心脏地带”理论做了系统性论述。在他看来，“枢纽”一词已不再适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后的国际局势。尽管1904年的论文中三次出现“心脏―地带”（heart-land），但仅仅是作为一般性描述。麦金德指出，地球表面四分之三是水，四分之一是陆地。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即由亚洲、非洲和欧洲组成的大陆，麦金德称其为世界岛（World-Island）。世界岛附近的小岛为近海岛屿，越过海洋是外岛，其中最大的是北美、南美以及澳大利亚。世界岛在面积上不仅是包括英国和日本在内的所有其他岛屿的两倍，更是拥有世界超过八分之七的人口。麦金德将世界岛划分为六个自然区域：心脏地带、沿海季风地区、欧洲沿海地区、阿拉伯、撒哈拉和南心脏地带。“心脏地带”在地理上具有高度统一性，即没有水路通往可通航的海域。在它的北部，这一地区通过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三条大河汇入冰冻的北冰洋；在南部，形成内陆水系，与海洋无法连通。正是在这本书里，麦金德提出了那三句影响后世的名言，精辟地概括了“心脏地带”理论的核心要义。
从该书的多幅插图中可以看出，“心脏地带”的范围与之前“枢纽地区”的范围基本一致，但在某些方向上也有些许变动。麦金德写道：我们原来是依照江河流域划定“心脏地带”的，但是从战略思想上考虑，是否应当把它的范围多少扩大一些？从人类能动性的观点看，又从能动性的不同方式看，既然陆上强国今天能封锁黑海，那么整个黑海流域显然一定要看作属于“心脏地带”。只有极少航运价值的巴伐利亚多瑙河区（Bavarian Danube），可以看作在“心脏地带”之外。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本书里，麦金德界定的“心脏地带”的范围要比他14年前界定的“枢纽地区”的范围大一些，它还包括了波罗的海、多瑙河可以航行的中游和下游、黑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西藏和蒙古。在麦金德看来，黑海和波罗的海这两片水域可以被陆上强国封锁而具有内陆海的性质，因此可以把亚得里亚海和北海的连线视为“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界。这条线正好从南到北穿过德国的中部，也就是把包括德国东部在内的整个东欧（政治地理上）划入了“心脏地带”。由此，“‘心脏地带’内有俄国、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和奥匈帝国三处合一的广大的人力基地，这是历史上骑马的人所没有过的” 。对“心脏地带”范围的重新界定，反映了麦金德对欧亚大陆上这三大陆权力量特别是德国的担忧。
自“心脏地带”向西南，阿拉伯的沙漠和草原可以成为通往撒哈拉和南心脏地带的陆桥，向东可以经西藏东北角和贝加尔湖东南部进入中国，经开伯尔山口和博朗山口进入印度，向西更是可以毫无阻拦地进入欧洲，因此“心脏地带”的统一或将意味着世界岛的统合。一个统合的、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的世界岛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权基地，这对海洋世界将是致命打击。为防止“心脏地带”统一，麦金德警告说：“重新安排东欧领土的稳定条件，是把东欧分成三个而不是两个国家体系。至关重要的是，在德国和俄国之间需要有一层独立的国家” 。东欧的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七个独立的民族要构成完整的缓冲地带，既要防止德国向“心脏地带”的渗透，也要警惕俄国和德国两个陆权强国的联合。由此，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东欧便成了海权和陆权对抗中的力量平衡支点，被视为稳定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出版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再次验证了麦金德的预言。1943年欧洲战场大局已定，麦金德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环形世界与和平的赢得”的文章，对“心脏地带”的范围再次做了修正，它被缩小到苏联边境以内、叶尼塞河以西的地区。麦金德说：“就当前而言，说苏联的领土等同于‘心脏地带’是准确无误的，但有一个方向例外”。这个例外便是麦金德笔下的“勒拿地”（Lena-land），它是指叶尼塞河以东、以勒拿河为中心的苏联领土。这是一片由群山、高原和峡谷组成，从头至尾覆盖原始针叶林且人烟稀少的地区。这样，“心脏地带”的北面是北冰洋海岸，东面是“勒拿地”，南面是阿尔泰山、兴都库什山脉和伊朗高原，这三面犹如铜墙铁壁包围着“心脏地带”，只有西部边境是敞开的，中间是一片南北跨度达2500英里（约4000公里）、面积达425万平方英里（约11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平原，可供纵深防御和战略撤退。麦金德称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天然堡垒”。“现在，‘心脏地带’第一次拥有了数量、质量皆足备的军队。”而且，“在‘心脏地带’，有肥沃的土地可供耕种，有丰富的矿物和燃料资源可供开采，其总量堪与美国和加拿大媲美。”他因此得出结论：“如果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成为德国的征服者，它必将会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陆权国家”。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此时的麦金德之所以把“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界由德国境内向东缩退至苏联的西部边界，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德国的威胁已然不再，战后的苏联才是西方最大的威胁。
麦金德在1943年的这篇文章中，凭借他对欧亚大陆地理结构的精准认识和对全球战略形势的深邃判断，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米德兰海”（Midland Ocean）, 即北大西洋和它的附属海域与河流流域，附属海域包括地中海、波罗的海、北冰洋和加勒比海，河流流域涵盖北美和欧洲。麦金德说：“‘米德兰海’有三个核心要素——法国桥头堡，环以天堑的英国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力和经济基础”。这一地理概念实际上是麦金德为西方海权力量应对“心脏地带”陆权力量而设想的一个跨大西洋军事集团组织，这就是6年后出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02 “心脏地带”理论在俄罗斯的复活
麦金德提出“心脏地带”理论意在警示英国政府，欧洲大陆上正在崛起的德国和俄国可能会威胁英国的霸权地位。然而，麦氏的理论并未引起英国人的重视，倒是它的对手德国人如获至宝，被地理学家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 1869―1946）加以发挥并用于德国的扩张计划。值得庆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特勒后来背弃了麦金德及其门徒豪斯霍弗的教义，并未与另一个陆上强国俄罗斯合作，而是对其发动了闪电袭击，导致德国腹背受敌，最终一败涂地。那么，作为坐拥欧亚大陆腹地——世界“心脏地带”的俄罗斯（苏联）的国家战略有没有受到麦金德思想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
俄罗斯的现代地缘政治学思想差不多与德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同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在苏联时期，地缘政治学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领土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的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直到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才广泛流行起来。不过，作为世界上领土最辽阔的超级大国，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及外交思想不可能超越地缘政治思维。作为俄罗斯长期盛行的精英思想和意识形态——欧亚主义（Eurasiam）即来自于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点，特别是麦金德的观点。1921年，Г·弗洛罗夫斯基（Георгий·Флоровский）主编的《远征东方》被认为是俄罗斯欧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欧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即“心脏地带”理论），他们在接受麦金德的理论时，对“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修正，将Eurasia一词的含义从“欧亚大陆”具化为“欧亚地区”，其地理范围大致从中国新疆到欧洲中部多瑙河平原的草原地区。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 1944―）也认为，麦金德划定的“心脏地带”的地理轮廓实际上与传统俄罗斯“欧亚地区”的地理轮廓一致。
欧亚主义者认为，“欧亚地区”是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地”，它是拜占庭文化的延续。俄罗斯在东正教的主导下，包容了其他文化，所以俄罗斯人既不是斯拉夫人，也不是匈奴人，而是俄罗斯人，这是欧亚主义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理论基础。欧亚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及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对立，首先认为俄罗斯是地缘政治“大空间中的枢纽”，其使命是创建欧亚帝国。欧亚主义的主旨是要论证俄罗斯是位于东西方之间、欧洲和亚洲的“心脏地带”，是具有特殊的地理条件、独立的历史和文化的地区。他们强调，俄罗斯人是占据东西方和欧亚之间“心脏地带”的特殊地理环境的特殊民族。俄罗斯既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亚超级民族国家。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欧亚主义学派制定出自己的地缘政治计划，积极从事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实践活动，试图把俄罗斯变成“欧亚——俄罗斯”，但是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得到实现。
1991年苏联的解体被普京称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的版图由苏联时期的2240多万平方公里缩小到1710万平方公里。尽管俄罗斯依然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却失去了作为“心脏地带”关键区域的东欧、南高加索和中亚大片领土，其面积差不多相当于麦金德最后一次界定的“心脏地带”一半，其西部边界向东退缩近1000公里，其在欧洲的版图几乎回到了400多年前沙皇俄国成立初期的状况。1999年普京执政后，充分利用他娴熟的政治驾驭能力，带领俄罗斯开始走出困境，并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安全等手段不断拓展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的影响力，这为“心脏地带”理论在俄罗斯的复活提供了土壤，其代表性理论就是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 1962-）的新欧亚主义。
作为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领军人物，杜金自诩为豪斯霍弗的门徒。可以说，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是俄罗斯“师夷思想以制夷”的现代版“心脏地带”理论。正如他称赞的那样，麦金德的理论是“解释世界政治历史最大胆和最具革命性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是地缘政治学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他吸收了麦金德的观点，提出“世界的中心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的中心就是‘心脏地带’，这是控制世界最有利的地理基础”。杜金的代表性著作《世界岛的最后战争——当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书名就借用了麦金德“世界岛”的地理概念。而其全书的内容也基本是对麦金德理论的解读及其在俄罗斯的运用，所以他自诩为豪斯霍弗的门徒是十分恰当的。
杜金认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命运与欧洲和亚洲作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地缘政治单元（欧亚大陆）息息相关，他引用麦金德“世界岛”的概念，认为只有俄罗斯才有能力动员“世界岛的全面持续一体化”。无论欧亚大陆的其他大国多么充满活力和强大，与俄罗斯相比，它们都被划为边缘地带，在地缘战略上处于从属地位。因此，杜金提出了超越原苏联势力范围的“大欧亚”概念，认为俄罗斯的“安全和主权”与整个欧亚大陆的安全和主权是一致的。可以看出，杜金为俄罗斯谋划的“大欧亚”着眼于整个欧亚大陆，其突破“心脏地带”的扩张性显而易见。尤其是，当“心脏地带”的关键区域——东欧这一重要的地缘战略空间很快被以北约为代表的“海洋文明”控制后，以反西方、对抗性为特点的“大欧亚”扩张思想，意在对冲和抵消海权的挤压，实现麦金德预测过但又不愿看到的地缘战略蓝图。
承继于“心脏地带”理论的俄罗斯“大欧亚”思想已经成为目前俄罗斯的主导地缘战略思想，俄罗斯国家力量也正在“心脏地带”理论底色下展开系列地缘战略实践。一方面，从地缘经济角度讲，俄罗斯持续以经济和安全议题为切入点，致力于推动“大欧亚”地区一体化。从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便推动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成立关税同盟，2000年关税同盟升级为欧亚经济共同体。2014年5月29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总统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试图深化“大欧亚”的经济一体化，以此抗衡欧亚大陆的其他经济一体化机制和区域合作倡议。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取代欧亚经济共同体开始运行。继而在2016 年，俄总统普京提出了超出独联体空间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呼吁印度、中国共同参与。从理论角度讲，该倡议是“大欧亚”地缘战略思想在对外政策中的反映与践行。从现实角度讲，也是突破美西方安全挤压和经济制裁的战略举措。这表明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已经与俄罗斯国家战略深度融合。
另一方面，从地缘安全角度看，2002年俄罗斯牵头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成立了区域性军事同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IS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在触及地缘安全底线的问题上，俄罗斯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强力打击国内车臣武装分离主义，防止俄罗斯领土被进一步肢解。在2008年的“俄格冲突”中支持亲俄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是“大欧亚”地缘政治思想指导对抗美西方地缘扩张的一次“成功”实践。杜金指出，从敖德萨到阿布哈兹的漫长黑海海岸线上，完全和无条件地接受莫斯科的控制是绝对必要的。这一区域正是东欧平原与黑海的交汇地带，是“心脏地带”的战略要冲。可见杜金的扩张思想完全遵循着麦金德“心脏地带”战略价值的地缘政治铁律。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独立”，以及2015年俄出兵叙利亚并恢复扩建了苏联时期的拉塔基亚军港。从上述一系列事件中可以发现，俄罗斯陆权对抗海权向东欧推进，并沿黑海－波罗的海一线向西挤压海权的地缘扩张路线十分清晰。
上述可鉴，俄罗斯大欧亚主义实质上是“麦金德之忧”转为“杜金之愿”的战略实践。大欧亚主义的兴起是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在俄罗斯的复活。而“心脏地带”理论的复活，不仅在于俄罗斯因国力恢复，基于自身所处“心脏地带”这一天然地缘政治优势地位而意图进取的战略雄心，现阶段更是应对边缘地带海权力量的挑战而不得不为的战略反击。麦金德曾呼吁结束俄罗斯对欧亚大陆核心的控制，这与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扩张意图非常一致。因此，久加诺夫警告到：“北大西洋联盟的领导人完全按照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想法行事，试图建立对东欧的控制，以控制‘心脏地带’，这将相当于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控制”。
03 美国的欧亚大陆战略与北约东扩
美国作为一个继英国之后崛起的海权大国，其地缘战略长期受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940－1914）海权论思想的影响。马汉曾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的海军顾问，他的理论成了美国海军发展和海上扩张的理论根据。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才引起美国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4月，美国Henry Holt & Company公司重新出版了麦金德在23年前所写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本书。美国军事分析家乔治·费尔丁·伊利奥特（George Fielding Eliot, 1894―1971）少校在给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用了“惊奇、叹服、惋惜”三个词来概括他阅读此书后的心情。令他惋惜的是，“这本书竟然几乎被正是为他们而写的人、说英语的人所忽视，却给德国人帮了大忙”。之后，关于麦金德和豪斯霍弗地缘政治思想的研究论文和科普文章大量涌现。1943年，美国外交学会专门邀请已经82岁高龄的麦金德为《外交事务》期刊撰写了“环形世界与和平的赢得”这篇文章。战争期间，美国涌现出一批杰出地缘战略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后来被称为“美国围堵教父”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 1893―1943）。
斯皮克曼接受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体系，但他认为麦金德的三句名言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心脏地带”虽然资源丰富，但大部分是贫瘠和未开发的地区，直到苏联在伏尔加河以东建立工业之前，这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大国的所在地，很难看出它如何能够控制世界岛。斯皮克曼认为，世界政治的关键地区不是“心脏地带”，而是与“心脏地带”接壤的沿海地区，即麦金德所称的“内新月或边缘新月”地区，包括西欧、中东、西南亚、中国和远东国家。斯派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将这些地区重新命名为边缘地带（Rimland）。在他看来，边缘地带的国家加上近海岛屿的英国和日本，拥有比“心脏地带”更大规模的工业和人力资源，而且同时拥有陆权和海权优势。并进一步指出，从近代历史来看，渴望成为世界霸权的三个国家（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均来自边缘地带，而这三个国家最后又都是被来自边缘地带、近海岛屿、心脏地带和北美（后两者）的力量联盟所击败。因此，斯派克曼警告说，如果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被单一大国主导，将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斯皮克曼将麦金德的三句格言改写为：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为下一个觊觎全球霸权的国家，这表明战后世界格局更符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而不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不过，美苏冷战的斗争前沿确实一直集中在西欧、中东和远东的边缘地带。为了成功遏制并击败“心脏地带”的苏联，美国于1949年领导建立了一个包括边缘地带强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军事大联盟——北约（NATO）。如前所述，麦金德早在6年前就已经勾画出这个军事联盟的轮廓。因此，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分析。
斯皮克曼和麦金德的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强调的仍然是欧亚大陆的重要性。斯皮克曼的分析为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依据。他告诫美国政府，为维护美国安全，必须积极干预欧亚大陆事务，维持欧亚均势。从这种观念出发，战后的美国政府彻底抛弃了“孤立主义”政策，改为积极奉行干预欧亚大陆事务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把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战后直到冷战结束以前，全球战略形势的实质就是：一方面苏联占据“心脏地带”寻求向外扩张，另一方面美国则沿边缘地带设置重重包围圈和牵制力量，阻截和抵制苏联向外扩张。
苏联的解体并未改变“心脏地带”和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作为麦金德的忠实门徒，曾任美国前总统卡特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1928-2017）认为，欧亚大陆是美国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大棋盘”。美国自身要想成为欧亚大陆“棋赛”的赢家，首先需要逐步扩大美国主导下的西方在欧亚大陆中部“心脏地带”的势力范围，其次要求南部不被任何国家或集团所单独主宰，最后确保东部国家不能形成联合。这就需要美国不断在欧亚大陆国家之间纵横捭阖，使各方力量均衡而难以形成联手，从而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政治均势。其中，欧亚大陆西部边缘地带的西欧，由于与美国的价值观相同，是美国的天然盟友，被美国视为民主“桥头堡”，可作为美国向“心脏地带”扩展势力的跳板。在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带的东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与美国有盟友关系，被美国视为参与亚洲事务的“远东之锚”，可作为美国在欧亚大陆发挥影响力的登陆场。美国希望在控制欧亚大陆东西两侧边缘地带之后，凭借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进一步向欧亚大陆腹地的“心脏地带”渗透，以牢牢控制欧亚大陆，长期维持全球霸权。布热津斯基坦言：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
正是基于这一战略思考，尽管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已无力向美国发起挑战，但由于其依然占据着“心脏地带”的绝大部分地区而被美国视为对自身霸权地位的重大威胁。俄罗斯拥有超过17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继承了苏联几乎70%的军事遗产，包括90%左右的核武器，并配有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和重型洲际导弹等各种核载具，使其具备可与美国相媲美的完整海陆空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因此，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一方面通过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不断向位于“心脏地带”关键部位的东欧、中亚和阿富汗渗透，另一方面通过北约的持续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1990年，东德与西德统一，此时北约的东部界线（德国边境）距离莫斯科直线距离约1600公里。1999年，北约将原华约成员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纳入麾下，其中波兰中部的瓦斯克空军基地开始部署美国的F16等先进战斗机，这里距离俄罗斯边境仅约770公里。2004年，北约又吸纳7个中东欧国家为成员国。自此，黑海沿岸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将俄罗斯黑海舰队围困于黑海之内；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使圣彼得堡离北约国家仅有百里之遥；尤其是爱沙尼亚的阿马里空军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线仅约200公里，这里部署有美国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而塔帕机场也已改建为大型陆军基地，驻扎有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这里距离俄罗斯边境线仅剩约130公里。随后，2009年、2017年和2020年，北约又通过3轮东扩将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和北马其顿接收为成员国，其成员国数量已由苏联解体前的16个扩展至30个。北约数轮东扩极大地压缩了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空间。1990年，北约的F16战斗机自德国起飞大约需要80分钟才能飞抵莫斯科上空，1999年自波兰起飞大约需要50分钟，2004年自拉脱维亚起飞仅需30分钟。可以说，俄罗斯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糟糕的地缘安全形势。
04 地处“心脏地带”关键部位的乌克兰
乌克兰地处欧洲与亚洲、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东方与西方间的接触点，介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结合部，是欧亚大陆内陆地区与欧洲半岛往来的“走廊”，历史上被称为“欧洲之门”。地表上的“走廊”通常是在特定海陆结构、地质构造基础上，受地表形态约束所形成的相对低矮、平坦的带状区域。由于空间成本最低，走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价值，往往成为各竞争性政治实体角逐的对象，在安全上则成为双方战略前沿和缓冲区，例如中国的河西走廊，阿富汗的瓦罕走廊，以及印度的古里西里走廊等。
乌克兰走廊地位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从海陆结构看，乌克兰地处欧洲东南部。在一个大尺度空间上，欧洲大陆的主体部分可以看成一个从亚洲向西伸入大西洋的超大型半岛。欧洲半岛的北、西、南三面为多个边缘海所包围，其北面是波罗的海，南面是黑海、土耳其海峡、爱琴海和地中海，西面主要是北海。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存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地带，麦金德称其为“欧洲地峡”（The European Isthmus）。该地峡是欧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分界线，它直接将欧洲分为东西两部分。地峡附近分布有9个国家，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4国的全部国土，以及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5国的部分国土，而乌克兰的面积占一半以上。而且，乌克兰南濒黑海，可经土耳其海峡直通地中海，海洋势力也可通过土耳其海峡直达“心脏地带”的腹部。
另一方面，从地形结构看，乌克兰位于东欧平原西南部，从自然景观来看，基辅以南属于欧亚大草原的西缘。在麦金德的战略图谱中，东欧平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统治东欧平原者能够控制“心脏地带”。东欧平原，北起北冰洋，南抵黑海、里海之滨，东起乌拉尔山脉，西达波罗的海，面积达约400万平方千米，是仅次于南美洲亚马孙平原的世界第二大平原，地势一马平川，平均海拔不足200米。在历史上，东欧平原长期处于俄罗斯的版图之内，所以又称俄罗斯平原，目前俄罗斯仍然占居了东欧平原的绝大部分。东欧平原通过一道细长延绵的乌拉尔山脉与西西伯利亚平原相连。乌拉尔山脉逶迤南下到北纬51度处便不再延伸，留下了一块伸展到里海北岸宽达500公里的平原缺口，成为早期欧亚大陆内陆地区游牧民族进入欧洲的“大门”。从这个欧亚“大门”往东，直通辽阔起伏的哈萨克丘陵和平坦的图兰平原，向东北直达更为广袤坦荡的西西伯利亚平原。这一片相互连通的平原和丘陵地区，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构成欧亚大陆中部一块辽阔的“大低地”，这就是麦金德在1943年所界定的“心脏地带”。而从这个欧亚“大门”向西，经乌克兰穿过“欧洲地峡”，便进入同样一马平川的中欧平原，直达欧洲半岛西端的北海。
如前文所述，整个“心脏地带”的南、东和北三面形似铜墙铁壁，只有西面的“欧洲地峡”是开敞的。在麦金德看来，来自边缘地带或外岛的海上力量，只要穿过这个地峡，控制乌克兰所在的“欧亚走廊”，就能迅速占领东欧平原及整个“心脏地带”；而来自“心脏地带”的陆上力量只要穿过这个地峡，同样能轻易地攻下整个欧洲半岛。
从公元5世纪到16世纪，一批又一批来自欧亚大陆内陆深处的草原游牧民族，穿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大门”，来到乌克兰所在的这片大草原。最早到来是匈奴人，他们从这里穿过“欧洲地峡”长驱直入，直达多瑙河中游地区，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迫使号称欧洲三大蛮族之一的日耳曼人迁徙，从而引起了整个欧洲民族地图的彻底重构。麦金德甚至推测：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并肩战斗，进行反抗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对乌克兰和整个俄罗斯影响最深远的要数13世纪来到的蒙古人，以基辅为中心的基辅罗斯被置于蒙古钦察汗国的统治之下达两个世纪之久。蒙古人自东而西穿过“欧洲地峡”一路西侵，几乎荡平整个欧洲。当蒙古大军攻入匈牙利、奥地利、波兰，并威胁到法国和西班牙时，整个欧洲被彻底震撼了，这就是后来欧洲“黄祸论”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麦金德说：“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脑的草原牧民，横扫这片毫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是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到了近代，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蛮族”由匈奴人和蒙古人变成了俄罗斯人，如何限制俄罗斯向西扩张和挤压顺理成章地成为欧洲地缘战略谋划的核心。麦金德认为，统治乌克兰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如果海洋文明控制乌克兰，就切断了俄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因此一个脱离于俄国版图的乌克兰是最为理想的图景。从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德国与俄国之间的中间层国家”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他的这种图景。在图中，乌克兰被醒目地与其他中间层国家一同标注，尽管乌克兰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绘出明确的边界。他的这一图景在随后的行动中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后不久的同年12月，麦金德被大英帝国政府委以高级专员的身份前往南俄与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总司令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 1872―1947）等主要将领接触，对接交付英国提供的军事物资，并试图统一涣散的白卫军力量以对抗新生的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回国后，麦金德向英国首相在内的内阁成员提交了将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领土进行进一步划分的方案。他指出，除了根据《凡尔赛条约》的政策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外，还需要创建一系列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南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在内的缓冲国，而且不排除促成它们成为独立国家的可能。麦金德认为，这样俄罗斯从其核心地区不断扩张吸收边远的、独立的民族团体的历史进程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逆转，整个欧亚大陆被一个强大的“心脏地带”力量主宰的危险将大大降低。
受麦金德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希特勒早在二战之前便将乌克兰视为德意志民族生存空间的中心，认为控制乌克兰及其周边区域是征服苏联进而控制世界的必由之路。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投入380万兵力，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兵分三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其中德国南方集团军的攻击目标就是乌克兰。他们从波兰境内的驻地出发，沿着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的古道进军。这条道路正是5世纪的匈奴人和13世纪的蒙古人曾经入侵中欧的道路，此时的入侵者则反向而行，他们脚下仍是那些未经铺设的道路，但这次扬起烟尘的不再是骑兵，而是机械化部队。几乎在一年时间里，德军横扫乌克兰全境，直达距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仅60公里的顿河河畔。整个二战期间，在欧洲东线战场，纳粹德国和苏联围绕乌克兰的反复争夺与战术拉锯尤为激烈，乌克兰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从1939年到1945年, 乌克兰损失了近700万公民（其中近100万是犹太人），这个数量比其战前人口总数的16%还要多，只有白俄罗斯和波兰（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中的另外两个）的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乌克兰。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乌克兰再次成为以美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争夺的焦点地区。任何一方获取乌克兰的控制权，都意味着在“心脏地带”上迈出关键一步，都昭示着在与对方的博弈中获得了显著的地缘战略优势。作为麦金德的忠实门徒和拥有乌克兰-波兰血统的布热津斯基，将乌克兰视为欧亚大陆上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之一，因为它的独立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在布氏看来，“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其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并且更有可能被卷入与觉醒了的中亚人的冲突而付出沉重代价”。相反，“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布氏在乌克兰独立后不久就为其加入北约、融入西方设计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路。“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 。布氏甚至设计好一个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横跨欧洲的防务安全轴，“到2010年时，包括2亿3千万人口的法国―德国―波兰―乌克兰政治合作关系可能演化成一种加大欧洲地缘战略纵深的伙伴关系” 。
在实践方面，布热津斯基的追随者们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乌克兰的西方化。独立初期，乌克兰采取了较为均衡的外交政策，但这样的政策并不符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战略利益。2004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和鼓舞下，乌克兰发生西方所称的“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尤先科上台。2013年底，乌克兰亲西方的反对派发动“广场革命”，布热津斯基的门徒、乌克兰移民后代、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和时任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等要员直接前往独立广场，对反对派表达支持，最终亲西方政府在乌克兰掌权。一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亲率代表团，参加“广场革命”一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广场革命”之后的几年里，美国仿照阿富汗脚本，向乌克兰投入了数亿美元军事援助，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即俄罗斯的反应。
在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擘画的政治蓝图中，乌克兰处于“大欧亚”的关键位置。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中东欧既是俄罗斯经济上向西开放的门户和桥头堡，同时也是俄罗斯帝国抵御西方压力的缓冲地带，乌克兰对俄罗斯地缘安全的影响远大于其对北约安全的影响。控制乌克兰不仅意味着控制了大量自然资源，而且还意味着俄罗斯增加了上千公里的战略纵深。在民族心理上，乌克兰是俄罗斯前身基辅罗斯的起源地，就如中国东北是满清朝廷的“龙兴之地”。这一认知在俄罗斯心理上根深蒂固。亚历山大·杜金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部分，一个在欧洲除俄罗斯外领土面积最大，把控着黑海北岸大部分海岸线，且有加入北约倾向的国家，是不可接受的。在北约东扩的持续挤压面前，乌克兰已成为俄罗斯安全空间的最后缓冲地带。在21世纪的头10年，俄罗斯还尚未从苏联的大崩溃中恢复过来，只能默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其东部的战略缓冲地带一一纳入势力范围。而随着国力有所恢复，俄罗斯必然重新追求其地缘安全空间，而乌克兰则成为压垮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乌克兰之所以并没有按照布热津斯基所规划的时间表加入北约，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国力恢复与西方角力的结果。
05 结论与讨论
20世纪末美国从冷战中胜出后，欧亚大陆上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由非欧亚大陆国家作为欧亚大陆事务仲裁者的局面。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在苏联消失后依然牢牢占据着“心脏地带”的绝大部分，这昭示着它天然的世界大国地位，必然与任何企图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从表面看，俄乌冲突发生于因历史问题分歧严重的两个东斯拉夫国家之间，但它的实质却是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是“心脏地带”陆权力量与边缘地带海权力量两大板块相互挤压、碰撞的结果。值得警惕的是，在俄乌冲突尚未看到尽头之际，芬兰和瑞典正式做出加入北约的申请，这将对俄罗斯战略安全形成新一轮打击。对主要当事方和最大受害者乌克兰而言，当西方全面围堵大陆文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竭力反击时，乌克兰没能像基辛格建议的那样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东西方的桥梁而非边界，从而沦为大国地缘争斗的牺牲品。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由地理所决定的历史宿命。
俄乌冲突牵动着整个世界，引起中、美、欧、俄四大力量中心的复杂博弈，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加速分裂和去全球化，因而成为冷战后全球势力格局演变的一道分水岭。俄乌冲突只是欧亚大陆这个世界政治经济大舞台上21世纪大国地缘博弈的一场序幕，可能只是未来中美两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终极冲突的预演。麦金德曾提出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命题：如果这个巨型大陆，即整个世界岛或它的大部分，在将来某个时候成为一个单一且统合的海权基地，那会发生什么呢？其他岛屿上的基地在船舰和人员方面，不就无法超过它了吗？这样一副图景，即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统合，将是整个西方的“梦魇”。麦金德在1904年“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最后甚至直白地警告说：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例如，假如中国的资源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他们就会因为面临海洋的位置加上拥有大片陆地的双重优势——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将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如今，兼具此海陆双重优势的国家——中国已实现历史性崛起，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军事实力，与美国的差距都在迅速缩小。所以，俄乌冲突并没有让美国把关注重点从东亚转移到欧洲，也基本上没有引起美国全球战略资源的重配。
布热津斯基曾说：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将对美国构成重大危险。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从特朗普到拜登，在东亚及整个印太地区，美国正在形成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为核心、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为支点、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为依托的，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对中国全面围堵和遏制的“印太战略”。俄乌冲突促成了西方的空前团结和广泛动员，这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中国安全环境将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复杂化。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与俄罗斯（可能还有伊朗）结成某种形式的“权宜联盟”（alliance of convenience）或许应成为中国一个值得考虑的战略选项。
（参考文献略）
作者：杜德斌，易鑫磊，马亚华，曹宛鹏，夏启繁，李希雅。
原文刊发于《世界地理研究》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