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改变着中国人自己的命运，还改变着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力基础，影响着整个全球化的走向。种种迹象显示，崛起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正面冲突正在不断加剧，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围堵与反围堵“大博弈”已全面展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此背景下，全方位解析、研判美国对华战略的理论基础与地缘构想愈发必要和迫切。
本文由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美国麦金德论坛的协调员伦纳德·霍赫伯格（Leonard Hochberg）和英国雷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杰弗里·斯隆（Geoffrey Sloan）发表于2017年。文章探讨了与经典地缘政治学相关的三个主题，从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视角出发，全面论述了中国的地缘战略并提出了美国相应的战略思路。文章首先阐述了二战后学者和评论家摒弃地缘政治分析范式，而后在苏联解体后重拾地缘政治的原因；其次，论述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地缘政治理论是如何阐释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即上海合作组织的领导力量；第三，介绍美国是如何利用了经典地缘政治思想，以应对上海合作组织对麦金德“心脏地带”的潜在统治。随着近年来地缘政治领域研究的不断升温，回归经典地缘理论对于在交叉学科领域构建多维度研究框架、研判全球地缘环境与地缘关系、解码中美竞合摩擦、提出中国的地缘战略思路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因此，特将本文编译推送，以供参阅。
引言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传统地缘政治学在西方学者和学者中声誉扫地。二战后不久，地缘政治思想在公众心目中与纳粹的种族清洗计划、大屠杀和欧洲统治的企图密切相关。由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首先提出的地缘政治思想被纳粹思想家采纳，在此过程中，英美地缘政治思想家被用以证明欧洲的征服是合理的，他们的理想被彻底颠覆。在苏联解体期间，“地缘政治”因与纳粹意识形态的联系而受到玷污。
二战后，随着美国和苏联进入核军备竞赛，并建立了核恐怖的平衡（“相互确保摧毁”，MAD），威廉·利斯康·博登（William Liscum Borden）认为，时间的压缩（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系统的出现）降低了对地理因素关注的必要性，且货物和人员空运成本的急剧下降也强化了技术变革使地理因素变得无关紧要这一观点。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所带来的即时信息传输似乎再次忽视了用以解释和预测国际冲突的地理因素。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1965年，美国国务院地理学家乔治·埃策尔·皮西（George Etzel Pearcy）提醒政策制定者，美国到南越的距离、丛林和雨季为叛乱分子所提供的掩护，以及越共对西贡政权的密谋等因素都使军事胜利的可能性降低。2014年，英国皇家海军退役上将克里斯·帕里（Chris Parry）强调了海上运输的重要性，他认为海上运输不同于通讯，是经济全球化所依赖的货物运输的关键卡口。
学术界也对地缘政治学进行了更广泛的攻击。左翼的所谓“批判性”知识分子使用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术语，“揭露”经典地缘政治思想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存在的理由。经典地缘政治思想家被指责在“客观”现象背后隐藏了他们的偏见和支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事实上，20世纪最重要的古典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从来没有隐藏他们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客观和事实的分析也是为了推进他们的价值观：一战结束时，对麦金德来说，他的理论是为了维护大英帝国；二战期间，对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来说，是为了保卫西方。最重要的是，麦金德对欧亚心脏地带的描述及其对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强调，被俄罗斯和西方思想家用来为各自的地缘政治计划和政策辩护。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心脏地带既吸引了西方政策倡导者，他们试图“遏制”占据心脏地带的力量，也吸引了俄罗斯理论家，他们认为心脏地带应该成为其进一步扩张领土的跳板。而这场辩论的地缘政治基础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俄罗斯的领土扩张。
学术界的第二次攻击并没有明确地将地缘政治作为攻击目标，而攻击的是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科学地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最初都试图将他们的研究领域与历史和地理学区分开来。社会科学家以明显的蔑视态度坚持认为，历史学和地理学是偏向实践性的学科，他们倾向于特定性（particularizing）而非普遍性（generalizing）的研究。因此，历史学家通常会描写一位国王（如路易十四）及其对一个国家（如法国）或地区（如法兰西岛）或城市（如波尔多）的影响；他们不写一般的王权，也不将王权与帝国、城邦等其他形式的前现代政权进行比较。显然，地理学家们也因研究特定时间的特定地点而受到谴责（例如，研究美国革命前的特拉华河谷）。简而言之，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选择专有名词而非抽象名词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家则偏爱抽象名词而非专有名词。
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最初的分工是有效的（或者仍然有效）。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发现，专有名词和抽象名词是交织在一起的。讨论王权的性质时，不可能不提到君主制的实例，而讨论君主统治就意味着对王权的理解。此外，社会科学家还运用个案研究来修正和阐述一般性理论，或者作为比较的基础，使人们对当前的现象有一个总的了解。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还发现，一个绝对地点（如某一国家或郡县——专有名词）可以与其他抽象的和相关地点组合，以达到社会科学中进行比较的目的（例如，一个农业地区或“世界系统”的核心与边缘）。这一观点的发展与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地图制作的计算机化一同，使地缘政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复兴成为可能。
后冷战的地缘政治分析与经典地缘政治学的复兴
冷战后的世界与1945-1991年的世界有根本的不同：政治学家宣布，欧洲的牢固地位与其他地方竞争的两极世界已经让位于美国主导国际舞台的单极时代。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失败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的引入，强化了美国的“地缘战略至上”思想。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埋藏已久的地缘政治危机，如族群间的冲突、文明间的冲突、战略矿产的获取等也重新出现。此外，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如全球化对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以及“孤立”与“全球化”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学者们解释称，这些危机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的阐述都需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在这个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时期，人们很快发现，文化、社会、经济和军事危机可能同时发生在一个地区，而解决这些相互交织的连锁危机所需要的知识，很少包含在单一的学科中。
如果说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相比，地缘政治思想所具有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可以更充分地解决当前国际形势中相互交织的复杂问题。地缘政治包括三个广泛的研究领域：地理学、历史学和战略学。地理因素考虑的包括：第一，人文因素，如种族定居模式和冲突；第二，有利于防御和攻击的位置；第三，领土是否具有战争所需的基本资源和物资，如石油、铁、煤和食物。历史部分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关系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变化轨迹和不连续性。最后，战略部分需要对自己的国家、盟友和对手在冲突中采取行动的目标、手段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估，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已实践的。地缘政治学为决策者提供了实用的指导，使他们得以科学地通过部署军事力量或经济杠杆、参与情报、欺诈和外交以及建立新的联盟，来改变政治、经济和/或军事地形，从而实现其民族国家的发展目标。
鉴于过去8年令人沮丧的事态发展，这种实际指导变得更加重要。冷战后的无政府状态持续存在，许多次国家和超国家的冲突相互叠加。最初，俄罗斯由于冷战结束时政治失败和领土内讧，使其在人口、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有所倒退。中国则在追求经济增长，不参与大国政治。但是，一旦中国开始对其海域（南海和东海）进行领土控制，特别是当俄罗斯开始征服其边境（格鲁吉亚部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所谓的“近邻”领土时，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的地缘政治开始复兴。中国这个“两栖”（即陆地和海洋）大国和俄罗斯这个领土大国的势力争夺，开始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扩散到包括亚洲、欧洲和中东在内的整个世界，正如麦金德在1919年写《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时所认为的那样。
麦金德1899年在牛津大学创办了地理学院，被誉为“学术地理学之父”，是20世纪地缘政治分析最重要的倡导者。他最大的贡献是将地理学的焦点从绝对的空间概念转移到关系的空间概念。他提出了“心脏地带”的命题，可以说，“遏制”苏联的地理概念就是基于此。他的理论在其1904年的开创性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 pivot of history) 中得到提出，并在他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心脏地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利用陆路运输技术（即铁路）获取西伯利亚的基本资源，会发生什么。麦金德认为，凭借陆路交通和通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成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基地，这一地区首先可以支配东欧，并最终可以控制整个欧亚大陆。因此他认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陆地大国，将获得足以威胁海洋贸易和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大国的资源。
以下是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的三段引文。它们不仅说明了经典地缘政治思想对决策者的影响，而且体现了麦金德的先见之明。在每句引文之后，都有关于麦金德思想在当代适用性的论述，并附有相关战略信息的图示链接。
麦金德从战略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心脏地带
麦金德认识到，地理本身并不能决定人类的行动；相反，如果有适当的技术和想象力，人类的行动可以以一种战略上显著的方式重新塑造地理。麦金德曾在1919年末和1920年初担任英国驻白俄罗斯高级专员，他就敏锐地意识到黑海和波罗的海对于长期寻求暖水港的俄罗斯人的战略重要性。
我们最初根据河流的水系来确定心脏地带；但是，如上所述，这并不是历史的实际。为了战略思想的目的，难道不应该给予它更广泛的范围延伸？从人的流动性和不同流动方式的角度来看，既然陆军今天可以控制黑海，那么整个黑海久必须被视为心脏地带…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补充，我们将从地理和历史事实中，得出心脏地带的完整概念。波罗的海现在是一个可以被陆军“封锁”的海域。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基尔负责地雷和潜水艇的德国舰队，使盟军中队进入波罗的海，当然，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陆军的力量.......对于保证我们不再发生战争的任何和平条款来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今天的条件下....... 岛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的能力不比他们进入黑海的能力强。
出于战略考虑，心脏地带包括波罗的海、可通航的多瑙河中下游、黑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西藏和蒙古。因此，勃兰登堡-普鲁士、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都在其境内，这是一个庞大的三重军事基地。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他的顾问们在多大程度上试图重新想象和实施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愿景，即以战略（而非地理）边界来界定心脏地带？随着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克里米亚，俄罗斯现在被认为违反了《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根据这项于1994年签署的条约，乌克兰从包括俄罗斯联邦、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共同签署国那里获得领土完整的保证，而乌克兰则要放弃其核武库并签署《不扩散条约》作为交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理由是与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的民族团结，这表明普京正在寻求从俄罗斯经乌克兰东部到克里米亚的领土联系。此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友都经历了网络和军事压力，以至于一旦俄罗斯察觉到机会，媒体上就会充斥着入侵计划的报道。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应该对麦金德有所了解，哪怕只是因为俄罗斯的扩张主义思想据说是受他的思想启发。
显然，自从麦金德写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以来，国际行为者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从心脏地带看，欧洲半岛地理意义上固有的机遇和危险并未改变。为了解释俄罗斯为什么要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建立霸权，就必须了解这些海域是如何吸引了海上力量的博弈。黑海和波罗的海为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提供了两栖攻击的机会，一旦控制了这些海域，它们将提供安全的海军基地（例如，塞瓦斯托波尔和加里宁格勒），海军力量就可以从那里投射到地中海和北海。
欧亚大陆被占据心脏地带的势力征服的意义
对麦金德来说，海洋大国和陆地大国之间的冲突是欧洲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德意志帝国是最重要的陆地强国，它建立了水面舰队和潜艇舰队，以威胁英国的制海权和英国赖以生存的海上贸易。在日德兰海战中，英国海军成功地遏制了水面舰队，但潜艇对商船的威胁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巨大的隐患。这也不是第一个扩张的陆上强国试图出海消灭占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的例子：拿破仑的舰队曾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被击败；尽管西班牙君主向英吉利海峡派出了几艘阿玛达号试图将英国人和/或荷兰人从海上赶走，但却以失败告终。麦金德预见了海洋强国和陆地强国之间的冲突所固有的严重危险，即在欧亚大陆被单一大国或陆上强国联盟统一之前，这种冲突很可能会再次发生。
如果大洲、整个世界岛[即欧亚大陆和非洲]或者其大部分成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海上力量基地会怎样？难道其他岛不会建造更多的船只、不会召集更多的海员？他们的舰队无疑会以他们的历史所孕育的英雄主义战斗，但结局是注定的。即使在当前的战争中，孤立的美国也不得不援助孤立的英国，并不是因为英国舰队暂时无法控制海洋，而是担心如果这样的驻扎基地在和平时期交给德国... 英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几年后落后于他人。
如果放眼长远，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有一天，这块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会受一种单一力量支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海上力量。难道我们不能阻止这场战争，而通过和解为未来的新尝试留下机会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认识到，就战略而言，这是对世界自由的终极威胁，并在我们的新政治体系中加以防范吗?
为了分散并最终摧毁那些想要出海的陆上强国，各国海军部署的策略是保卫“大陆之剑（continental sword）”。“海洋大国与崛起中的陆地大国结盟，为该陆地大国提供补给、资金、新武器和军事技术，从而增加其对占主导地位的陆地强国的威胁潜力。”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就是这么做的，当时他们“转向”了共产主义中国，制造了一把“大陆之剑”，用以威胁苏联。值得注意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市场，有利于中国成为工业生产基地的政策并没有随着1989年对苏联的胜利而结束。正如麦金德所言，“民主拒绝进行战略思考，除非出于防御目的被迫这样做；而一旦战争威胁过去，民主显然就会忘记如何进行战略思考。由于对中国经济实力崛起的无动于衷，中国现在有经济实力对美国及其在西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海上盟友构成越来越大的海上威胁。”
最近的中国就像100多年前的德意志帝国一样，将其大量财富重新部署到沿海地区，并宣布对东海和南海、穿越这些海域的国际航道以及在这些海域海床上下发现的矿藏提出了管辖权。特朗普政府最近向俄罗斯示好，可能不仅仅是出于在反恐战争中寻找新盟友的需要，这也可能是为了让俄罗斯从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SCO）中脱离出来。
上海合作组织（SCO）目前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不久后还将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显然，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各不相同；然而，上海合作组织涵盖了欧亚心脏地带，并延伸到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因此，上合组织可能会实现麦金德可怕的预言：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海上强国被摧毁，自由将受到质疑。
麦金德与自由放任主义决裂而转向经济民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麦金德将他对英国的分析和政策建议扩展到了地缘经济领域。他认识到，作为欧洲主要陆地强国的德意志帝国，决心通过出于政治动机的保护主义关税、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政策来挑战英国的经济优势。他建议保护英国的某些重要产业，以保持其制造业基础，从而保持经济实力：
如果任何国家允许被进行商业“渗透”，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国际联盟。因为这种渗透的目的是剥夺其他国家技术性较强的公平就业份额，一旦这种渗透成功，必然会伴随对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害。坦率地说，在不受限制的科布登主义制度下，如果一些国家感到自己由于另一个国家的工业专业化而沦为了代工厂，其结果也不会有很大差别；凡是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发展到可以满足于其特定产品的世界市场程度时，其他国家的经济平衡往往会被打破。任何一个重要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之后，都不会允许自己被剥夺任何“关键”或任何“必要”的产业。当你用尽这两种方法时就会发现，你最好还是接受普遍经济独立这个诱人的理想，而不是仅仅出于防御被迫从一种权宜之计换到另一种权宜之计。如果你企图保持一种消极的科布登主义，那么你很快就会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笨拙的机构，仅仅是临时性的机器…科布登主义认为，国际贸易本身是好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只要它是在自然原因的引导下自然产生的（即通过市场力量分配资源和产业），就不应受到阻碍。另一方面，柏林人也鼓励经济专业化，但他的操作是科学的，因此他的国家积累了那些提供最多、技术含量最高就业机会的行业。
麦金德谴责了自由放任主义（即科布登主义）经济学派和德裔美籍思想家Georg Friedrich List发展的日耳曼学派。他认为，这两种学派都导致了国际冲突和战争。麦金德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个人（和公司）之间的经济竞争产生了今天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即某一企业或部门通过游说或选举过程，比其他企业或部门更受青睐。在德意志帝国的例子中，“柏林”的方法（用麦金德的话说）鼓励“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实施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如关税、赏金、货币操纵，以及通过与专业化的军事盟友促进经济一体化，以在国内领先的重要产业（例如20世纪初期的钢铁产业）中进行国内生产。
在提出保护英国工业免受德国经济掠夺的必要性时，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一个脚注中）提出了“关键”（Key）工业和“必要”（Essential）工业之间的区别：
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关键工业是指那些本身规模相对较小，但对其他比它更大的工业来说却是必要的。例如，战前英国每年有价值200万英镑的苯胺染料被用于年价值2亿英镑的纺织和造纸业。这个比例就像一把打开门锁的钥匙。然而有一些重要的工业没有这种小钥匙的性质，例如，二十世纪的钢铁工业就是如此。保留这种区别是有益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需要不同的防御措施。
中国也曾试图将关键和必要产业从日本、台湾、欧盟和美国转移到自己的领土。关于如何实现这种策略的技术细节无需在此讨论，但必须认识到，工业间谍活动经常以专有技术为目标进行部署。中国政府准备通过投资、税收优惠和赏金奖励，来开展先进的陆上工业活动，并帮助这些国内公司赶上并超过海外企业。中国不允许海外企业进入国内市场，除非它们在其国内建立先进的设施，这通常是与国内制造商合作。当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活力，一些海外公司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将其生产和研究设施设在中国，而不管公司将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地缘经济成本造成怎样的影响。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的银行和投资公司直接投资海外初创企业，以获得先进技术；其他海外企业可能会迁往中国，以预先防止更多的胁迫性活动。
需要认识到的是，许多工业活动已经转移到中国，包括造船、钢铁和其他金属生产、电子产品制造、时装设计和纺织品制造。有人可能会说，尽管其中有些工业在武器生产和战争制造方面仍然是必要的，但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工业”了。事实上，最先进的经济和技术活动现在也正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而前任或现任政府都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反应。其中的关键行业（和服务业）包括：半导体芯片制造；云计算和物理云设施；人工智能（AI）和虚拟现实（VR）软件开发；用于雷达、成像等高速射频（RF）电路开发；电信和数据通信设备；先进的喷气发动机和涡扇发动机；金融服务、银行和风险投资；以及顶尖的研究生级别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必要（和新兴的必要）工业和/或商业活动也已经或正在积极地被转移到中国，其大致包括：各种先进材料合成；晶圆制造；下一代裂变和核聚变开发（与更普遍的“绿色”能源不同）；以及机器人技术。最后，对制造战争能力有直接影响的必要（即战略产业）产业也在迁移，其中大多数为武器制造和设计产业，特别是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和智能、全球定位系统（GPS）制导的激光制导武器。当前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在许多经济活动并没有庞大而稳固的国会投票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来捍卫未来的经济活动。
麦金德认识到，英国的纺织业和钢铁制造业等工业面临着更广泛的地域分散和竞争，但伦敦在国内和全球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可能会继续提升。金融和制造业之间的利益分歧，引发了20世纪初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商业中帝国主义偏好者之间的激烈争论。麦金德曾任帝国航运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英国航运和海上贸易路线的数据收集，还曾任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就英国如何从英联邦国家进口更多的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发布了许多报告，因此，麦金德非常了解今天所说的供应链。
与当代中国一样，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试图控制战略矿产，以维持国家经济活力或参与战争能力。与德意志帝国渗透并主导中欧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经济类似，中国也在寻求对位于拉丁美洲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战略矿物（如稀土）、石油和食品生产的支配地位。中国以明显的优惠条件在东非建设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从而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经济和军事大国都认识到，谨慎设计运输设施的建设路线，往往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并能施加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麦金德清楚地知道，德意志帝国试图在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开辟一个新的帝国，通过从奥斯曼人手中获得特许权，修建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中国现在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即交通和港口城市建设）项目，来重新塑造国际经济格局。在商品流通方面，中国正计划建设覆盖欧亚大陆的铁路、管道和公路的基础设施，以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目标，从中国经过中亚，并延伸到黎凡特和欧洲。此外，中国的战略还包括海上基础设施建设，即所谓的“珍珠链”战略计划。该计划在印度洋沿岸重建和新建港口设施，为中国建设海洋贸易路线或铁路陆路运输的基地。
麦金德提到了陆路贸易相对于海上贸易的一个优势：“在商业问题上一定不能忘记的是，远洋运输无论多么便宜，都涉及到货物在原产地工厂、出口码头、进口码头和内陆仓库进行零售分销的四重处理；而陆路上的铁路、卡车则可以直接从出口工厂驶入进口仓库。集装箱化可能仍然有利于海运，但人们必须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成本、距离、进入市场的时间以及大陆铁路运输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补贴。”
然而，最近的事态发展印证着麦金德的担忧：经济活动的重心可能即将从海上转向长途陆路运输，“第一列满载英国出口商品的列车，从英国伦敦出发直接开往中国，行程12000公里到中国东部浙江省义乌。而软饮料、维生素、药品和婴儿用品被装上了从义乌到伦敦新线路的回程列车。”
中国也考虑到了美国海军的主导地位。作为其“珍珠链”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提议在泰国境内修建一条运河——克拉运河（Kra Canal），这将缩短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航运距离，从而可能使新加坡边缘化，并得以绕过美国舰队可能施加影响的传统海上咽喉。最后，中国正在吉布提建设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距离五角大楼最大、最重要的驻外设施之一莱蒙尼尔营（Camp Lemonnier）只有几英里。
结论
冷战期间，美国推动盟友之间的经济专业化和地理一体化，以此作为反苏联盟的基础。不幸的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项宏伟的地缘经济战略，并非万无一失。一些国家有时会认为，其公司和公民个人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它们会鼓励国家的整个工业基地和采掘类企业在世界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竞争，并由国家监管外国企业进入其国内市场的条件。进入条件可能包括强制外国企业培训其国内工人、将先进的生产设施转移到大陆，将生产设施设在经济较弱的地方以安抚政客，和/或以对后者有利的条件与国内企业合作——所有这些都是进入外国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
尽管在麦金德所处的时代，这种经济策略并没有那么先进，但他也认识到，经济发展较晚的德意志帝国利用其自然资源和工业与敌人进行了经济战争。通过实施有利于国际盟友、损害潜在对手的关税、启动基础设施项目，将德国与经济欠发达的盟友捆绑在一起。麦金德指出，按照自由放任原则运行的开放经济体，容易受到封闭国家经济体发起的战略性经济项目的伤害，这将促使国家寻求对“关键”（Key）和“必要”（Essential）产业的保护。同样，站在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美国现在也不应该对中国将“关键”和“必要”产业外包出去的行为无动于衷。
美国过去曾用经济政策来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表明，通过实施出人意料的战略，特别是针对苏联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是有可能削弱对手的经济水平。虽然通过部署地缘经济政策来改变中国决策者和商人参与外国经济的方式是可能的，但更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一旦美国否定其自由贸易立场，并通过采取地缘经济策略来确保“更公平”的贸易，这一方式是否有可能恢复和推进一个更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还是美国的贸易伙伴会进行报复？
除了加强对中国收购关键和必要产业的限制外，其他最主要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争取新的海外盟友。面对俄中关系的缓和，打“俄罗斯牌”很可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尤其是在俄罗斯声称对黑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拥有合法控制权的问题上。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在这一领域做出任何让步的风险和回报，不仅要考虑其对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力量的地缘战略形势的潜在影响，还要考虑美国作为北约领导人和保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国际条约担保国之一的信誉。
然而，美国的选择并不局限于“转向”俄罗斯。鉴于外界普遍怀疑中国正试图通过陆路和海路遏制印度，因此另一种政策目标可能是印度，作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和英联邦体的潜在关键成员，印度可能会削弱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的力量。印度认为，中国军队和建筑工人会入侵不丹的多克拉姆高原（Doklam Plateau），最终会对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构成地缘战略威胁。而西里古里走廊是印度维持其领土完整的重要通道。此外，美国应该尝试与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国家结成联盟，以遏制中国的海上野心。鉴于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程度，这些旨在遏制中国向欧亚沿岸水域扩张的举措，无疑会导致中国实施对美国及其盟友不利的经济和军事政策。显而易见的是，任何针对中国的政策都不会被忽视或置之不理。
